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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的新闻”还是“真实的文学”?——在广义文学文本中为“新新闻主义”正名

作者:胡易容

摘要:历史上的“新新闻主义”的兴起与衰落确有其客观社会原因,但身份的尴尬却是导致“新新闻主义”备受攻击的直接原因。今天,我们重提新新闻主义,必须是切适于当下生活的广义文学文本视野下的言说。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才可能以“文体”的方式赋予新新闻主义明确的身份。这种身份的获得,及其与阅读者构筑的阅读契约是我们判断一个作品的唯一参照坐标。

关键词:新新闻主义;广义文学文本;身份;文体

一、身份的焦虑:关于“新新闻主义”的历时性考察

1、从“新新闻”到“新新闻主义”

学界通常认为,“新新闻主义”作品出现于二十世纪50年代。标志性事件是1952美国《纽约人》杂志年发表了莉莲·罗斯用小说形式写成的报道《影片》[1]。当时新新闻主义并无定义,更无学说。六十年代初期,它还只是《村声》、《纽约》、《老爷》等“离经叛道”的杂志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2]。直到七十年代,新新闻的践行者汤姆·沃尔夫完成了新新闻主义理论总结。他于1973年与E·W·约翰逊出版的《新新闻主义》一书为这种新兴的现象正了名[3]。徐孜望先生总结了沃尔夫在绪言中提出了新闻主义四大特点:第一,采用一幕幕场景和画面组合结构来描写事件;第二,通过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现每一幕场景;第三,对人物的对话进行无删节的“实录”;第四,用众多琐碎的细节来勾画人物[4]。国内较早的研究者王雄先生对新新闻主义做了如下概括:所谓“新新闻学”,一言以蔽之,就是指记者们借用小说家的诸多手法,以更为丰富和更具想像力的方式进行新闻报道和写作。

我们发现新闻与文学的纠缠贯穿始终,因此,要深入“新新闻主义”必然要回到“新闻的文学性”这一更根本的问题,对新新闻主义兴起的成因也必须追溯至19世界末有关新闻的文学性论争[5]。然而,目前学界大部分论述仍然侧重对新新闻主义诞生的外部原因考据:或从美国当时“礼乐崩坏”的社会现实解读大众对无奈现实的逃避,或从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对这一心理的迎合。吴燕从发生学诸角度(主体、社会、思潮、现代主义、传统血脉)进行了非常完备的讨论[6]。这些卓有洞见的讨论无疑从外部提供了关于“新新闻主义”兴起的完备解析,但这些它们同时可能遮蔽对于“新新闻主义”文体身份的深入研究,并将“新新闻主义”置于一个外在于“新闻”的不明身份之处。身份的模糊一直是新新闻主义作品饱受争议的原因,并促进了其在兴起不久后走向衰落。1979年普利策新闻奖设立特稿写作奖(Feature writnig)可以看做是新新闻主义的鼎盛时期。此后,新新闻主义在反对声中几近沉寂。

2、市场压力下的“复活”与身份冲突的延续

二十世纪90年代,“新新闻主义”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但这种身份的缺失并未根本改善。因为其复活并不是基于其身份合法性,而是一种“权宜之计”。常见的理由是,“随着九十年代的到来,读者对“描写手法”的兴趣再度高涨。……‘描写性新闻’可读性更强……而新闻媒体的竞争对手都是极难对付的高手。电视、好莱坞电影,如今又多了交互式的电脑游戏。”独立撰稿人唐·富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编辑会登载任何能读者重新吸引回来的东西[7]。可以断言,如果不解决身份问题,“新新闻主义”仍会在各种理由下遭受攻击。1981年,《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杰妮特·库克在她的以编造的形象骗取了普利策奖。丑闻被揭露后,对“新新闻主义”的新一轮攻击随之而来。……虽然杰妮特·库克从来不是‘新新闻主义’者。然而一旦她写了一篇失实的文章,她就突然作为‘新新闻主义’者而受到攻击……”。[8]她的失实文章用的是标准新闻写法,为什么人们不指责它撤了谎呢?很简单,我们并未赋予“新新闻主义”明确合法的身份,而模糊的身份成为一个可以附会任何具体非法文本的平台。

二、广义文学文本语境下的“新新闻主义”身份的归属

       1、无法归类的定义及冲突的阵营划分

新新闻主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冲突由来已久。1980年,新新闻主义代表作家诺曼·梅勒在访问了数百人,采集了上万页素材的基础上写成了长篇作品《刽子手之歌》,获得当年度最佳小说奖;随后,几乎以同样手法写就的有1984年威廉·肯尼迪写的《铁草》、1987年戴维·希普尔的《原子弹制造内幕》。它们先后被授予的则是普利策新闻奖[9]。文学乎?新闻乎?不得而知。“新新闻主义”的传统定义几乎都落脚于“报道”。如,美国学者M·迪克斯坦认为,“新新闻学”就是主张主观性的新闻。但从新新闻主义的具体实践和作品却往往被划归“文学”的阵营。例如,王雄认为,“新新闻学”包括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口述实录文学等[10]

必须反思的是,既然“新新闻学”早已作为独立的写作体裁存在,并发挥着单纯的新闻作品和单纯的文学作品所难以承担的社会作用[11]。我们有否第三条道路,既解决“新新闻主义”的身份问题,更因此而建立其明确的规范并能判别“正确与谬误”。这样,才能避免随意受到非难与攻击。当一则“非法的新闻”被揭发是,我们可以证据确凿地说那是伪“新新闻主义”之作!被指责的只能是造假者个体而非“新新闻主义”的信条。

       2、文体的形成:能指分节及其强大的规约力量

要明确“新新闻主义”的身份,我们要付诸巨大的勇气,重回到对“新闻”与“文学”二元对立的“广义文体学”问题的质疑中去。

一种文体的形成是在人类语言符号世界的一种人为划分。我们可以用符号学概念“能指”来表示“文体”,而指称对象是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文本”这一全域。只要我们稍加考察就会发现,“文体”是一个随着创作实践不断推进而自我更新的概念体系。在现代汉语辞典中,文学,被定义为“以语言文字为手段形象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最早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从概念上看“文学”从未拒斥“新闻”这种借助语言文字手段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从具体所指对象来看,文学是随着文学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丰富的。虽然如此,新闻自我拒斥进入文学的阵营是由于,自新闻诞生之始,两者就被纳入了“真实与虚假”、“客观与主观”绝对二元对立的两端。要突破这个二元对立,就必须消弭两者的绝对对立的基础,建立两者可以清晰区分的相对独立性。

3、“文学”与“新闻”划分的二元对立的根据

在新闻作为具有影响力的“书写文本”诞生时,文学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已得到强大的文学传统的支持。因此,“新闻”与“文学”分野被清晰地二分为“实用”与“艺术”、“真实”与“虚幻”。这种二元对立结构相当稳定,即便在两者实践飞速发展中出现相互僭越时,其概念还坚守各自阵营。其对立的根据就是作为艺术的文学高于生活的事实。然而,文学在当前社会已经表现为典型的多语言文学文本,所谓日常生活与艺术之间界限已经消失,其实质是曾为传统文学(艺术)语言所垄断的文学文本形态所占据的垄断地位的消失[12]。也即,“新闻”与传统意义的“文学”之间关于“艺术”与“实用”的界限已经消失。当大众传媒信息以“超真实”的面目出现时,波德里亚说海湾战争从未发生。于是,真实与虚幻之间与成为了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问题。毕竟,它可能是我们可能抓住的新闻与文学分野的最后的救命稻草。

传统的新闻理论中,有“要素真实”、“宏观真实”以及因特殊政治因素而逐渐被扬弃的“本质真实”几种说法。无论哪一种“真实”,所揭示的都是某种符号的真实——是并不卷入新闻事件的报道者对现场的一种柏拉图式的“摹写”(柏拉图早已将我们置之于只见自己影子的洞穴之中)。这里所说的“主观”并非报道者有意为之,而是一切符号化过程必经的片面化的过程。新闻文本以新闻的立场呈现事实时,其预设的新闻立场必然是对非新闻的其它所有立场的暂时性“遮蔽”。“有表意必有离场” [13]的经典悖论在此须进一步推演为——表意不仅是意义缺场的召唤结果,更是其它意义进一步“离场”的标志。但这种“离场”只是一种暂时性的遮蔽而非本真意义上的否定。蒋荣昌先生指出,“新闻的真实性并非新闻事件本身的真实性。新闻事件作为一个实际发生的生活事件,其在伦理学、法学、或生活时间自身的意义结构之中具有何种真相或何种本来样态,是此一生活事件的实用意义相关者(或利害关系人)必须与之交道的事情”[14]。也就是说,随着该生活事件(而非新闻事件)“摹写者”身份的转变,“真实”的指称对象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新闻文本无非是以其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摹写的“真实”而已。此种“真实”必须是一个“有着明确释义者”的某个具体语境下的言说。这一言说所再现的真实并非事实本质主义的那个唯一真实,而是以新闻名义规约的“辞像”。而此一“辞像”对新闻阅读者所需达到的最佳效果是对现场“真实”的“心像”的唤起——也就是说,新闻之真无非是在新闻的名义下的“真实感”,而非那个永远无法达到的之“真实”彼岸!而新闻的“真实性”不过是以真实的名义发布的新闻对象的具有“真实感”的文学文本而已。我们曾经以追求“客观性”而努力的那些“精确新闻或是数字新闻”无非也是此种“真实感”的某一种呈现而已。回顾新闻纪录片历史,不难发现:名之为“真实电影”或“直接电影”的那些纪录片形式,并不比别的严格遵守其自身语法规则的纪录片更接近真相本身。基于此,有必要再次引述蒋荣昌先生的观点:“新闻是表达人们基于现实生活的关切、兴趣、情绪的一种文学文本。”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文学文本是“广义文学文本”,而非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指向艺术虚构的“文学文本”。这两种“文学文本”的根本区别在于其与读者之间所构成的隐喻关系。作为广义文学文本体裁中的“新闻文本”的文学性恰恰就根植于“真实性、客观性”之中[15]。只有这样,关于新闻文本的“真实感”才能得以呈现。

结论:新闻文本的阅读契约与广义文学“文体”的建构

严格来说,“新新闻主义”甚至不是一个关于文体的分类,而是一种“主义”,更为恰当的说法是:“新新闻主义”是新闻采访技术与传统文学的修辞手段的合谋,其具体形态超越了传统的文学或新闻的边界,它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效应并形成的独立文体。从外延来看,“报告文学“、“真实小说”、“深度报道”均可以纳入此范畴,但它们必须在文体意义上规定各自对对象事实呈现的方式。为了处理这些规定,我们甚至可以据此建立一个“新新闻主义”的文体学。

广义文学文本”指涉下的现代生活的各种文本,并不缺乏以“真实”为名的各种样态。与新闻文本像似,广告文本的真实性,并不表现在其对产品数据、质地的简单呈现,而天马行空最好的回应了作为受众的消费者消费意愿的表达。消费者并不因为广告呈现了超越产品质感或心理感受的画面而称之为“假”广告。在此,文本解读者与发送者之间形成了默契的阅读协议。基于这一遵循广告真实性修辞的协议,消费者并不因为“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之未在自身确凿实现而诉诸法律。同样,新闻文本之真,也只不过是“文本之真”。在“广义文学文本”时代,大众已经很好地适应了不断涌现的新阅读契约。基于这一视野:(1)“真实性”不再是“新闻文本”得以区别于“文学文本”的根本性问题;(2)“新闻文本”在广义文体种属关系上无法外在于广义文学文本;同时(3)更基于新新闻主义文体“作为独立的写作体裁存在并发挥着单纯的新闻作品和单纯的文学作品所难以承担的社会作用”[16]这一事实。由此,在“广义文学文本”视野之中,“新新闻主义”几乎是一个伪问题。至此,“新新闻主义”命名落脚点是“文学”或是“新闻”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基于文体学的明确的修辞规则。这一规则的广泛认知更是与读者建立起固有的契约以达成默契的阐释关系的唯一途径。

 

参考文献:

[[1]] 程道才. 西方新新闻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实践意义[J]. 新疆:当代传播,2004.2

[[2]] 芮必峰. 论新新闻学[J]. 山东:潍坊学院学报,2002年2月

[[3]] 徐孜望. 新新闻主义研究:理论沿革、历史贡献及发展趋势[J]. 前沿,2008,12

[[4]] 同上

[[5]] 杨铮 唐明生. 新新闻主义在中美兴起之成因比较[J] 世界文学评论,2007,1

[[6]] 吴燕. 新新闻主义的发生学探微[J],学海2000.5

[[7]] 楼坚. 新新闻主义的复活[J] 新闻大学,1995.冬

[[8]] 同上

[[9]] 程道才. 西方新新闻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实践意义[J] 当代传播,2004.2

[[10]] 王雄. 论“新新闻学”与“新闻文学”[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0.4

[[11]] 同上

[[12]] 蒋荣昌.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广义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文本形态[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7  P4

[[13]] 赵毅衡,意不尽言:文学的形式论——文化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P3

[[14]] 蒋荣昌. 新闻的文学性探析[J]. 新闻界.  2005.04

[[15]] 同上

[[16]] 王雄,论“新新闻学”与“新闻文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0.4

 

 

刘春晓

刘春晓,又名刘佩珉,80后,媒体人、网络作家、摄影师。毕业于河南大学,春晓网(uwexp.com)创办者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