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沉郁顿挫”探析
摘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也典型地反映了杜甫的“沉郁顿挫”的诗风。本文将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研究典型案例，研究分析杜甫“沉郁顿挫”诗歌风格形成的家族原因、时代背景和形成脉络，艺术详解“沉郁顿挫”诗歌风格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歌赏析，探析“沉郁顿挫”诗风形成原因和杜甫后世影响。
关键词：杜甫 沉郁顿挫 诗风 士族 庶族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是杜甫被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不久，由长安去往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望妻儿时所作。诗人将忧国忧民、忠君、念家、怀才不遇、感叹社会残酷现实等多种思想情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这首诗中，构成了这一博大浩瀚、沉郁顿挫的宏篇巨制。此诗反映了人民的苦难，揭露了执政集团的荒淫腐败，是杜甫“史诗”中的第一首长篇作品。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名句，形象地揭示出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属于杜甫五言诗的代表作。这首诗也典型地反映了杜甫的“沉郁顿挫”的诗风。同时，中国文学史也以“沉郁顿挫”来形容表述杜甫的诗歌风格。本文从研究杜甫家族的历史背景，分析士族与庶族，结合唐代的社会政治巨变，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例，分析杜甫的“沉郁顿挫”的诗风的艺术风格，以及形成原因和后世的影响。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号少陵野老，一号杜陵野客、杜陵布衣，唐朝现实主义诗人，其著作以弘大的社会写实著称。杜甫家族出于京兆杜氏分支，唐朝时京兆杜氏多自称为杜陵人。杜甫家族出于襄阳杜氏，是京兆杜氏的分支、西晋军事家杜预的后裔。家族自襄阳徙居于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杜甫对他显赫的先世有描述，有“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的诗篇留下。杜甫自称为晋朝当阳侯杜预的“十三叶孙”，参见《祭远祖当阳君文》。
杜预（222年－285年），字元凯，京兆郡杜陵县（今陕西西安）人，魏晋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曹魏散骑常侍杜恕之子。初仕曹魏，授尚书郎，成为司马昭高级幕僚，封为丰乐亭侯。西晋建立后，历任河南尹、安西军司、秦州刺史、度支尚书。迁镇南大将军，成为晋灭吴之战的统帅之一，封为当阳县侯，入为司隶校尉[1]。著有《春秋左氏传集解》及《春秋释例》等，成为明朝之前唯一一个同时进入文庙和武庙之人。
杜预祖父为杜畿（曹魏官吏和将领，官至尚书仆射），父亲杜恕（曹魏官员、学者。官至幽州刺史）；杜预子嗣有杜锡（西晋官员，官至尚书左丞）、杜耽（获封亭侯，西晋凉州刺史，盛唐著名诗人杜甫的先祖）、杜尹（曾任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市）太守，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的先祖）；杜预孙子为杜乂，曾任丹阳丞，亦是外戚，是晋成帝成恭皇后之父。杜预本人这样的文武功绩，在魏晋门阀士族时代，政治地位已经是非常难得。所以，毫无疑问，杜预作为杜甫的先祖，属于魏晋的“士族”之列。
士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等[2]。士族是中国历史上自东汉至唐代，世代为高官的士大夫阶层，是一种贵族化的官僚家族。士族萌芽于汉末，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度的加持下，达到了顶峰。士族贯穿隋唐，在唐末和五代的动乱中走向消亡，直到宋朝建立才最终结束。与士族相应的是庶族，庶族又称“寒门”、“寒族”。魏晋南北朝时不属于士族的家族，大多为普通中小地主。
但到了杜甫的祖父杜审言这一代，却遭遇了非常的变故。唐高宗咸亨进士，唐中宗时，因与张易之兄弟交往，后因政治斗争被流放峰州（今越南越池东南）。杜审言曾任隰城尉、洛阳丞等小官，武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却在此时得罪同事郭若讷、长官周季重，两人合谋诬陷杜审言，定了死罪。杜审言十三岁的儿子杜并为父报仇，潜入刺杀了周季童，杜并也被侍卫武士当场杀死，事态震惊朝野，皆称杜并为孝子。处于唐代官僚体系的中下层且仕途不得志的杜审言寄情于诗歌，他的五律《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被明朝的胡应麟赞许为初唐五律第一。杜审言工于五律，对近体诗之形成与发展，颇有贡献。所以被后人评论为中国五言律诗的奠基人。而杜甫的父亲杜闲，官至兖州（今属山东）司马、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在唐代官僚体系中已位居末流。
综上所述，杜甫的先祖，从十二世祖杜预到祖父杜审言，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皆为官宦阶层。特别是杜预时期，还位居门阀士族，但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到了杜甫祖父杜审言和父亲杜闲时期，家族势力已经式微，政治地位不断下降。但杜甫家族良好的文学素养，深刻的影响了杜甫，同时政治上的没落，在杜甫祖父和父辈的两代，形成了从士族向庶族的转变。杜甫作为庶族士人，经历了唐朝安史之乱的由盛转衰，经历过长时期的贫困生活，因此对社会状况的体察尤为深刻，他们往往抱有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使命感。所以杜甫终于写出了千古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题下原注：“天宝十四载十月初作。” [3]杜甫在长安十年后始被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是一个看管兵甲器仗的小官。担此任不久，即在天宝十四载（755年）的十月、十一月之间，他由长安往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望妻儿，写下了这首诗。这一年十月，唐玄宗携杨贵妃往骊山华清宫避寒，十一月，安禄山即举兵造反。杜甫途经骊山时，玄宗、贵妃正在大玩特玩，殊不知安禄山已在范阳起兵反叛，闹得不可开交。只是安史之乱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长安。
“安史之乱”是唐朝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从此李唐王朝一蹶不振。杜甫在长安根据十载长安生活和这次途中的见闻，敏锐地感到朝廷统治危机已迫在眉睫。但杜甫官居末位，自身的政治主张根本无法发挥施展。但亲眼目睹了“安史之乱”种种残酷的屠杀罪行以及黎民百姓的惨痛遭遇，杜甫怀着儒家民为本的思想，本着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代表的“诗史”诗篇。
“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出自杜甫《进<雕赋>表》：“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 [4]杜甫始终忧国忧民，他遭际丰富，个性鲜明，历经安史之乱，看到了自己所处社会的矛盾，遂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
沉郁和顿挫分别是指杜诗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两方面的特色，具体如下：
“沉郁”指其作品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题材的严肃，感情的沉挚。“沉郁”有深挚、沉雄、郁结、抑塞之意，主要指感情的力度、浓度、深度，侧重于“意”、“思想”。“沉郁”表现为复杂的心理与复杂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复杂矛盾的心情展现了这一系列的复杂矛盾的人物形象，复杂矛盾的人物形象揭示了复杂矛盾的诗歌内容，而正是这一系列的复杂矛盾突出了杜诗“沉郁”的风格特征，深刻的反映了复杂矛盾的“安史之乱”时期的社会。
“顿挫”指其表现手法的沉着蕴藉，出语谋篇的曲折、变化的多端、转换穿插的波澜壮阔以及韵律变化等，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歌结构的起伏转折；二是句法上的精炼警策；三是音律方面的抑扬顿挫。“顿挫”有抑扬曲折、句断意连、波澜起伏之意，主要指感情表达的层次、节奏，侧重于“法”、“表现”。
另外，“沉郁”本身因感情深厚纠结而表现出含蓄之意；“顿挫”本身因结构和音律的关系构成复杂深厚的内容。
沉郁和顿挫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沉郁”的内容要靠“顿挫”的手法和形式来表达，也只有“顿挫”的形式手法最适合表达“沉郁”的内容。唯感情聚集得沉郁，表达起来才不至于一泻无余，非顿挫不足以尽之；唯表达得委曲盘旋，似有不尽之意，才越发显得感情的深沉郁勃。
首先此诗全篇言言深切，字字沉痛，感时忧国，披写满怀，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在封建时代同时期的诗人，杜甫这样的情怀，已是超越了时代，可以说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的良心。此诗的思想内容也现实而严肃，悲慨而愤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佳句，针砭封建社会现实。因此清代张溍更称赞这首诗是“文之至者，止见精神，不见语言，此五百字，真恳切到淋漓沉痛，俱是精神，何处见有语言。”因此此诗的思想内容上就符合了杜甫的“沉郁”风格。
对于此诗的表现手法，首先诗中先叙抱负的落空，仕既不成，隐又不遂，中间四句一转，感情波澜起伏，待到郁勃不平之气要爆发出来，却又撇开个人的不平，转入对骊山的描写。由骊山上的奢靡生活，写到贫富悬殊，不平愤懑之情似乎又是要喷薄而出了，但是没有，感情回旋，变成了“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深沉叹息。至“幼子饿已卒”，悲痛欲绝的感情，看来似乎要难以自制了，最后由个人的悲痛转为对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无穷的余韵。感情的沉着蕴藉，多端变化。采用曲折回旋的方法来表达悲愤的感情，既增加了诗歌的感情的张力，增大了感染力。同时避免了这样的感情过于直接和泛滥而影响诗歌本身的美感。便符合杜甫的儒家思想熏陶，积极入世，中和处世。
杜甫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究其形成原因从微观上来说，是于杜甫的人生仕途坎坷经历有关，从宏观角度来说，与唐代士族衰落，庶族随着科举制度而兴起，这一社会政治变迁的文学反映。
杜甫的一生，并不被当时唐代主流官场所接受，曾赴洛阳应举不第。杜甫受房琯案牵连，触怒肃宗，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从此之后，肃宗对杜甫不再重用。后杜甫入蜀，才被严武表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做了严武的参谋，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但不久杜甫又辞了职。这五六年间，杜甫寄人篱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说：“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他用一些生活细节来表现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说他的孩子那种还没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对父亲很尊重，不知夫子礼，饿了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礼，饿了就吵着要饭吃，在东门外号哭，到了秋风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他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杜甫的一生苦难太多，中年仕途不逐，幼儿饿死，颠沛流离，三餐不继，到了老年更是关节炎，肺病，耳聋上身。杜甫的一生相貌平平，拙于言辞，交际零落，脾气倔犟，偏偏还忠心爱国，偏偏还寸心无烬。这样苦难人生经历的诗人如何写得出豪富艳婉约的诗作呢？恰逢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时代铸就了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与荷兰画家文森特·梵高相似的是，杜甫在世时并不知名，去世后才经元稹等的称赞而逐渐为人所知。
从宏观分析，结合历史政治背景，从深层次看，杜甫作为庶族士人，在隋唐时代，正经历着士族门阀的逐渐衰落，寒门庶族的不断崛起。因为在隋唐时期，隋文帝开创了科举制度。在唐代，科举制度不断完善，形成了庶族出身的封建士大夫阶层，比如丞相张九龄。在这样的时代浪潮变迁下，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在文学等上次建筑上也出现了大变化，代表魏晋南北朝士族风格的骈俪文学，开始向以杜甫这样的庶族士人现实主义的文风转变。正是到了宋朝，杜甫“沉郁顿挫“诗风受到了庶族封建士大夫阶层的青睐，同时杜甫诗歌中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仁政思想，也受到了程朱理学的推崇。这也是杜甫诗歌长期传承的重要原因。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北宋苏轼极为推崇杜甫诗歌，称赞道：“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5] 南宋词人辛弃疾被称为“词中杜甫”。辛弃疾词中即常可见词句语汇脱胎于杜诗:“杜陵酒债曲江边”(《最高楼·庆洪景卢内翰庆七十》)，用杜甫《曲江二首·其二》“酒债寻常行处有”之意;“独立苍茫醉不归，日暮天寒，归去来兮”(《一剪梅·游蒋山呈叶丞相》)，接受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意;《上西平·送杜叔高》一首中就有“江南好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天日暮，何时重与细论文”两句，分别接受了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句和《春日忆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句。
在当代中国，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鲁迅先生曾说“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 [6]这充分说明了，鲁迅先生对杜甫文学成就和艺术思想的肯定。
伟大的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虽然历经坎坷的一生，但他是唐代士族率领庶族兴起的时代缩影，他的诗歌思想、文学成就和“沉郁顿挫”诗风，也反映了这一历史变迁。同时所经历的安史之乱，也让他的诗歌在抒发表达儒家仁政思想外，更加的注重人文关怀，这让杜甫的诗歌虽然历经千年，但仍旧发扬着艺术和人性的光辉。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觉得杜甫就像现代文明社会的作家，用自己的所睹所察，用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辉来记录唐朝由盛而衰的时代。
[1]尚志迈.杜预其人——读史札记[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年3月.P63-66.
[2]孙立群.世族、士族与势族[J]. 历史教学:高校版, 1997年2月.P51-52.
[3]陈尚君.杜甫的盛世危言——重读《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J]. 古典文学知识, 2019年6月.P30-32.
[4]薛世昌.杜甫”随时敏捷”本义再探[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14年1月.P81-84.
[5]廖仲安.漫谈杜诗中的忠君思想[J]. 江汉论坛, 1981年4月.P86-91.
[6]黄偲奇.怎样的杜南宁——八大名家评杜甫[J]. 中华活页文选:初三, 2013年2月.P48-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