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20世纪人类思想最高水平的三场世纪大辩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平等神话，分配正义与共富;意识形态与宗教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回望人类历史，每一次经济大萧条、社会大动荡、文明大倒退，几乎都缘于错误思想的流毒——20世纪的历史，尤其如此。
发生在20世纪的一战、二战、冷战，是人类先辈们不敢想象的——不仅规模空前、损失惨重，更是一种波及所有领域、裹挟所有阶层的“全面战争”。
最令人唏嘘的，是20世纪的多起内战。西班牙内战、越南内战、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以及持续至今横在南北朝鲜之间的三八线……其手段之酷烈、仇恨之深重，甚至远远超过古代的异族征战——冲突双方都坚信，自己正在捍卫一种更先进、更高尚的观念。
然而，与观念带来的后果相比，这些导致了剧烈冲突的观念本身，却因为种种原因，长期无法被大众知晓。
20世纪有三场大辩论非常伟大，兰格VS米塞斯，罗尔斯VS诺齐克，萨特VS阿隆，代表着20世纪人类思想的最高水平，涵盖了经济模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三大战场。它们不仅深刻塑造了当今的人类冲突，也是20世纪极权历史的病理切片，是我们避免重蹈覆辙的重要参考。
▋辩论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亚里士多德说，人不可能掌握全部真理。但是在整个20世纪，总有人幻想着人类可以达到“全知全能全善”，建成尽善尽美的制度——为着这种观念，他们甘愿赌上（所有人的）性命。
一战前后，恰逢“第二次科技革命”——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电气化的起飞，都极大地助长了人类的自负。人们痛恨资本主义的“软弱和不公”，盼望以“科学主义”构建出完美的经济和政治，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
1917年，苏联在一战的余烬中诞生。随后，旨在“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通过强大的政府，以科学的方法，管理整个国家生产与需求”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短短几年时间，缔造了20世纪历史上的苏联神话。
就在“苏联神话”让世界侧目时，年仅30岁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对“苏联神话”，尤其是“经济奇迹是否可行”的问题，发出有力的质疑。
这个话题相当庞大，但米塞斯的论证和逻辑链条非常简洁清晰：
1. 生产、消费是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两者都是靠“经济计算”来达成的。即是说，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估算一笔买卖时，只能凭借“由竞争产生的真实价格”作出决策。
2. 价格反映的是消费者的需求程度，以及生产资料的稀缺性和可靠性——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可能掌握如此庞杂的信息。
3.生产资料一旦被垄断，自由竞争一旦被人为消灭，价格会因此被扭曲，失去其尺度功能——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失去了唯一的参考。
4.生产者为了虚假的需求做无用功，消费者花高价也买不到合适的商品。最终，整个经济体因为严重的浪费和短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简言之，米塞斯以事实和逻辑证明：任何强大的单一组织，都无法完成经济计算，必然导致混乱、奴役和衰败。这篇文章连同后续的论证，后来被扩充为一本旷世巨著《Sozialismus》。
20岁的哈耶克在读完这本书后，立即决定拜米塞斯为师，并从一名“温和的激进主义者”转向了坚定的市场派。而最能代表哈耶克学术水平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正是沿着米塞斯提出的问题，进行的追根溯源之作。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招来严厉的批驳，甚至激烈的谩骂。米塞斯孤军奋战，他的对手却是数不胜数——最著名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
如同所有乌托邦主义者一样，兰格指出了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
1. 自由市场的价格体系和自由竞争，必然导致极大的贫富悬殊、资源错配；
2. 自由市场的无序竞争，将无药可救地导致周期性的“癫痫”——经济危机；
3. 自由市场的这一致命缺陷，必然导致“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周期轮回……
自由市场真的是弱肉强食、混乱无序吗？计划真的可以弥补市场吗？那些美好的乌托邦愿望，真的能实现吗？……围绕这些问题，米塞斯与兰格等人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它被称为“两种思潮、两种意识形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兰格提出了一个“完美方案”：把经济运行的理论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充分利用高效率增长的经济运行模式。简言之，就是“用计划指导市场，弥补市场的不足”。
米塞斯毫不客气地反驳：计划经济无法弥补“市场的弱点”，计划的弊病会扩散到其他领域，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
1.计划经济没有价格激励，创新和互助都会走向衰竭；
2.计划经济的决策者，不用承担破产、退场的后果，因此其错误将会不断扩散；
3.计划经济的成果分配，是靠中央计划的强制命令，而不是价格贡献，其结果是更严重的不公和贫富差距……
米塞斯对计划经济的质疑和预判，每一点都切中要害，也几乎改变了世界的思想版图。
尤其是当兰格辩称“即便没有价格参照，我们也可以更细致地计算生产要素”时，他其实已经承认了米塞斯的预判：计划经济的确摧毁了估算商品的“唯一标尺”——每个外行人都能看懂的“价格”。
遗憾的是，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论战的天平发生反转，反对市场、支持计划的观点很快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各国央行的通胀政策引发全球性的错误投资，泡沫在1929年爆炸，大萧条横扫世界，各大经济体哀鸿遍野。而苏联由于所有生产资料归政府所独有，靠着控制贸易流量、掠夺私人经济，它躲过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再加上新技术革命的红利，其经济几乎一枝独秀。
尽管米塞斯早就预言了大萧条，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是“兰格驳倒了米塞斯”——这场论战因此被称为“兰格论战”，这套“计划指导市场”的模式也被称为“兰格模式”。
于是，苏联计划体制借着知识精英的背书，戴着“关心劳苦大众”的冠冕，迅速成为摆脱萧条、弱国变强的“救世良方”。致命的病毒开始在全球扩散：当时的纳粹德国、中国国民党政府，甚至美国罗斯福政府和阿根廷政府，都争相学习苏联的“成功经验”……
诺齐克认为，真正的正义是“持有正义”，包括：
1. 取得的正义原则。如果每个人的持有都是正义的，那么持有总体也是正义的，反之则不然。祖传的遗产、野地里捡的金子、诚实经营所得的利润，不需要矫正。
2.转移的正义原则。自愿的交换、赠送，属于此类。
3.矫正原则。前两个原则受挫时，需要做出纠正。法院判决的赔偿，属于此列。
诺齐克坚持，不能把天赋、勤奋、幸运所带来的收益，看成“社会”的共同资产——它们都属于“最基本的个人权利”；不能以“社会正义”的名目，使个人遭到无端的侵害——不正义的手段（局部），绝不能带来正义的目的（整体）。
因此，所谓“分配正义”（包括权力主导的“福利”国家），其实质是对个人权利的践踏、对正义原则的歪曲。
罗尔斯的设计，最终是做大国家权力，侵害个人自由。这种“分配正义”越多，国家权力就越横暴，个人自由就越卑微，真正的正义也会因此消亡。
对于国家的功能、权限，必须予以高度警惕——与其做大国家，不如重申国家的限度：国家必须是，也只能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这种保护必须是“被动的”、“最小的”、“守夜人式的”。这样的国家才是正义的、持久的，才可能为个体公民提供中立性的保护。
诺齐克进一步指出，相比追求“平等”的分配正义，保障个人权利的努力通常更紧迫、更艰难。20世纪的一系列乌托邦体制，都打着“平等”的旗号，把国家权力扩大到极致，导致了无数的人祸。
▋辩论三：意识形态与宗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所有事情都可以被允许”。在“上帝已死”的时代，人们肆无忌惮地践踏一切道德伦理，渴望砸碎一切“自由的枷锁”。然而当他们宣称“人类理性已经消解宗教蒙昧，我就是自己的上帝”时，却蓦然发现，自己已经身陷宗教战争。
法国是启蒙运动的大本营，也是各种无神论意识形态的发源地。数百年来，法国思想家不遗余力地创造各种“新信仰”（意识形态），以此抨击教会、讴歌理性。
在意识形态几乎全面统治人类的20世纪，法国思想家保罗·萨特，是当之无愧的意识形态先锋、左翼思想领袖，而他的好友雷蒙·阿隆，因为与他尖锐对立，成为“20世纪和法国人中的双重异类”。
萨特是天才的剧作家，也是激进的革命者。二战前后，他一边组织乌托邦主义运动，一边写哲学《存在与虚无》。
萨特的哲学与其说是无神论，不如说是“反有神论”。他认为：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彻底否定上帝、否定“先于存在”的人性，直至否定当下的自己（虚无）、“自己创造自己”，否则就会落入“宿命论”和“任人摆布”的境地；每个人都要争取自由，于是每个人都只能看见自己，在孤独、挣扎中成就自己的自由……
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和人性假设，萨特非常推崇“斗争哲学”，积极鼓动、亲身参与国内外的阶级斗争。
